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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高等教育学是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的应用性学科，是人们认识和研究高等教育问题的知识体系。高等教育研究具有深刻的社会属性，本文拟对高等教育研究实现社会责任的路径这一问题做粗浅探析。 
　　总体而言，高等教育研究必须通过三个途径体现其社会责任：一是培养一个更具社会责任意识的研究者群体；二是创造、传播和阐释高等教育理念，探索和构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最终对繁荣社会科学研究、引领高等教育良性发展，以及政府决策和公众价值取向产生正面影响；三是直接参与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研判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确定高等教育发展目标，甚至参与制订高等教育政策，直接作用于高等教育实践。 
　　就我国的情况看，高等教育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社会对于高等教育研究的期望也前所未有地高涨，但与此同时，学术水平的良莠不齐、学术道德和自律的缺失等等问题的凸显，也日益成为社会对于包括高等教育研究在内的学界的普遍质疑之因。这种质疑，已足以动摇决策者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的信任，侵蚀学科存在与发展的根基，甚或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桎梏。无论是从高等教育研究者内心的归属，还是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以及高等教育实践的角度，都有必要重拾道德的护卫，实现高等教育研究对于社会责任的担当的终极目标。 
　　 
　　一、研究者对真理和理想的不懈追求——指向研究原初动力的路径 
　　 
　　研究者对于真理和理想境界的向往和追求，乃是支撑研究者克服各种困难，实现研究者及其研究的社会价值的内在力量。在高等教育研究自发端至今的一百余年历程中，无数高等教育研究者以实现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理想，对于大学精神的建构、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目标孜孜以求。弗莱斯纳主张学者保持象牙塔式的学术纯洁，他赞成让大学研究自然界和社会的现实，但是不谋取权力去实施由这种研究所建议的政策。意即，心怀理想的高等教育研究者应以学者的良知，坚持既入世（即联系社会实际）又出世（即坚持学术独立自由，不以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学术立场。赫钦斯对于学者的社会良知有这样精辟的论述——学者应该对社会的最令人困扰的问题进行尽可能深刻的思考，甚至思考那些无法想象的问题。布鲁贝克则进一步指出，真理能够站得住脚的标准是它的客观性，学术的客观性或独立性来自于德国大学所称的价值自由。德里达则对研究者如何按良心办事提出了建议，他充分理解，“在开展社会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要避免个人倾向或偏见是相当难的”，但“学者们应该记住，自己的首要责任是探索真理……研究者在进行有争议问题的研究时应该特别小心谨慎。”用大学的“智囊”和“良心”来形容高等教育研究是再恰当不过了。高等教育研究对于高等教育乃至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如此巨大，以至于只有那些“在思想意识上最愿意冒险面对严重的伦理道德难题的人”（德里克语）才有勇气承担重大的研究命题。从这个意义来说，高等教育研究者是勇者，而研究者也唯有高举社会责任的旗帜，才可能从研究的起点回归精神的家园，获得良心的慰藉和事业的回馈。一旦高等教育研究失去了这样原初的动力，其研究必然迷失，陷入苍白、短视、无生命力的窠臼。 
　　 
　　二、方法的科学化——指向学科建设的路径 
　　 
　　当前我国关于高等教育的研究基本沿两条思路展开，即学科建设与问题研究。国内高等教育研究论文中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比例不足5%，调查法的使用比例不足3%。高等教育研究科学化程度不高，其实是高等教育研究缺乏社会责任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现象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程有一定关系。在我国，尽管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一开始就是作为一门学科来建构的，但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开展研究的历史不长，仅有20多年，是一门正在走向成熟的学科。与之相对应的，是西方教育研究历史的悠久和教育研究手段的不断完善。1893年，被誉为“高等教育研究奠基者”的美国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的学位课程。到20世纪40年代，全美大学中大约有30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学位课程。西方崇尚实证主义的传统，也不断地为高等教育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早在1890年到1920年之间，教育研究逐渐成为一种实证的和专业的科学。大学史、大型实证调查、大学文化、大学行政等问题都进入了高等教育研究者的视野。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高等教育研究进入新一轮的繁荣时期。1982年，伯顿·克拉克出版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专著《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他认为，研究高等教育的人应认真地领会各学科的主要作用和它们的研究方向。
他系统地提出了多学科、跨国家研究高等教育的新构想。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美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令人瞩目，创设出大众化、适切性、多样化、私营化、国际化等影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理念。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科学化的重视程度也明显提升，研究方法趋向多元化、科学化。高等教育学正式成为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呈现多学科融合的特征，衍生出了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经济学等若干新的分支学科，甚至出现了以高等教育学研究为研究对象的元学科；在研究方法问题上也达成了基本共识，如要建立高等教育研究的范式，即在本学科研究中遵循共同的学术信念、学术话语与学术规范，并形成共同的研究方法、共同的解决问题的框架。采用思辨研究与质性研究、定量研究相混合的研究方法，便于对高等教育的不同对象进行分类研究，实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取长补短。这些对于高等教育研究学科体系建构、研究方法等的争辩，虽暂无定论，但既昭示着高等教育研究学科不断发展完善的必经路径，也日益凸显着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学界的社会责任。 
　　 
　　三、制定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指向实践的路径 
　　 
　　大学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终极目标。高等教育研究来源于高等教育实践，但它能指导高等教育的实践方向，影响高等教育实践的战略和策略。高等教育研究所创设的理念的正确与否，还是要接受高等教育实践的全面检验并通过实践来实现，也就是通过其“实化”载体来进行的，比如，发布专题文件、建议书、报告书和制定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德里克·博克认为，大学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者——那些孜孜不倦、既能制定出宏伟计划又能以高等教育的至关重要性说服民众的人。制定和推动高等教育发展计划的研究对于大学乃至社会发展的意义是非凡的。以美国为例，20世纪40年代“威斯康辛理念”的奠基，把服务社会的职能加诸于大学，为美国高等教育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20世纪70年代，为适应美国就业需求的新变化，以及受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的“人力资本理论”影响，马丁·特罗大胆提出“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学说”，使美国高等教育很快步入大众化阶段；1997年，美国联邦教育部颁布《1998-2002年战略规划》，把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和全面化列为优先目标，美国高等教育在较短时间内从大众化阶段步入普及化阶段。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繁荣，理念的领先，使美国抢占了人才和科技的先机，为美国在20世纪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在制定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过程中，研究者要注意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脉动，遵循历史的逻辑，切忌盲目冒进。以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为例，20世纪90年代开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国家教委开始组织专家对高等教育发展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但对高等教育规模仍采取严格谨慎的态度，每年扩大招生比例在3%-4%，原则上使其低于GDP增长的两个百分点。1999年初，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就业压力的影响，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社会消费需求一度萎靡的局面。针对这种状况，中共中央于7月初批转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报告《当前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与任务》，把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作为实施扩大内需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确定全国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的战略决策，1999年招生计划达156万人，比1998年增长44.4%，由此，我国高等教育改变了适度发展的态势，转入大发展的轨道。十多年的大众化历程，充分显示了研究者和决策者既积极推进，又稳妥谨慎的治国方略。与此相反，20世纪50年代，韩国在“教育强国”的理念主导下，超越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大跃进式发展高等教育，造成大学生结构性失业严重，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应引以为戒。可见，在制定重大的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规划时，高等教育研究要在准确研判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上，牢牢根植于本国高等教育的深厚土壤，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把握规律，探明适宜本国本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径，制定既高瞻远瞩，又切实可行的战略规划，这是高等教育研究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