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几年相比，1996年和1997的北京戏剧舞台显得异常热闹红火。1996年，在北京举办了两次大型的戏剧演出活动，即8月举行的《’96中国戏剧交流暨学术研讨会》和10月举行的《第三届BESE，TO(北京·汉城·东京)戏剧节》。1997年，在北京举办了“中国话剧90年纪念会”和“中国话剧发展战略研讨会”，同时进行“新剧目交流演出”。就演出市场而言，最突出的特点是：“三套马车并驾齐驱”。所谓“三套马车”，即国家剧团、民间剧团和艺术院校。而形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是：艺术院团改革后，竞争意识和市场意识的激发。
市场意识激活了话剧舞台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开展，艺术院团的改革也不断深入。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民间剧团和独立制作人出现，如牟森的“戏剧工作车间”，孟京辉的“穿帮剧社”，林兆华的“ 戏剧工作室”，郑铮的“火狐狸剧社”，苏雷的“星期六戏剧工作室”，杨青的“亚麻布剧社”，还有“八爪鱼戏剧工作室”、“彼岸工作室”和一些文化公司投资、临时组建的演出团体。这些民间剧团敢于挣脱旧体制的束缚，克服非艺术性因素的制约，充分发挥自身机动灵活的特点，直接面对市场寻求公平竞争的机会，对于激活演出市场、促进话剧创作繁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有的团体热闹一阵儿就消沉了，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同仁戏剧团体的诞生本身，就表现了话剧艺术家们不甘心在“危机”中沉落而积极寻找、探索的进取精神。如果说这些自由组合的团体的创作演出还处于小范围的实验阶段的话，那么，谭璐璐作为独立制作人演出的话剧《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和由北京红海广告公司提供资金、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中央实验话剧院提供演出许可证和场地演出的《灵魂出窍》和《疯狂过年车》等，则是把话剧的创作与演出推向市场的一种试验。民间剧团的艺术实践，也大大促进了国家剧团的改革。
现实题材创作的新成就
在1996、1997年的戏剧创作中，写现实题材的戏虽然多数作品仍质量平平，但却出现了几部令人惊喜的作品，如《地质师》、(杨利民作)、《绿色的阳台》(廖维康作)。此外还有《人生一台戏》(李冰作)、《鱼人》(过士行作)、《一人头上一方天》(张明媛作)、《俺爹我爸》(申捷作)、《新居》(陈初华等作)等。
《地质师》是一部风格凝重、品位很高的现实主义作品。该剧描写一代知识分子献身于我国石油事业的崇高精神和悲壮的命运历程。洛明、卢敬、罗大生、刘仁、曲丹……，这些毕业于60年代的大学生们，胸怀建设祖国的大志，踏着《勘探队员之歌》的旋律，奔赴最艰苦的松辽平原，用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赞歌。作家正是以他们的动人事迹为素材，塑造了一个个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并在展示他们的奉献精神的过程中，使这部话剧具有了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被称为“一首含蓄、细腻、深刻、意味隽永的人生美的赞歌”，〔1〕“唱出了石油战线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坚定信念和不懈的人生追求”。〔2〕
《绿色的阳台》通过对几个普通人生活的描写，展示了人物的心灵美。文化馆干部戴国浩，退休后不去挣大钱，无私地去帮助有困难的人，义务办少年儿童音乐培训班。他的行动不仅感动了乡下打工妹谷子，鼓起了下岗女工夏援朝的生活勇气，也教育了“钻钱眼”的书商麦大志。剧中以戴国浩家“阳台”上的“绿色”赞美着生活，追寻着生命意义，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写爱情的戏不少，但写得好的不多，而《一人头上一方天》却有其独特之处。剧中的柳青青心爱着处处体贴她的宋小河，但贫穷的现实却让她与没有感情基础的德子结了婚。后来，她靠着勤劳发家致富，成了事业上的女强人。然而她并没有任自己的感情“天马行空”，去与宋小河结合，仍然独自支撑着这个家。观众从男女主人公表面的平静中感受到人物内心情感的波澜——那种有泪流不出，有话难启齿的尴尬与无奈，使人充分感受到现实生活的艰难与苦涩。在白桦林分手的那场戏中，柳青青有生以来第一次亲吻了宋小河的额头。这举动没有丝毫的庸俗与低级，只让人感到一种纯洁与高尚。有人说这是“一部耐人寻味的脱俗之作”。〔3〕
《俺爹我爸》通过农村与城市两个贫富不同的家庭，写出了父子亲情的不同与差异，从而引发人们对社会、人生更深层次的思考。该剧结尾，本已非常贫困的“俺爹”登上茅屋的房顶，对着远去上大学的儿子高喊“该吃你就吃，你爹有钱，有——钱!”这情景不仅使剧中的儿子泪流满面，也紧紧地揪住了观众的心。
《鱼人》在描写人与自然的矛盾中，表达着一种哲理寓意。《人生一台戏》探讨了“人要怎样活着才算有质量”的问题：《关东大集》和《新居》以农村的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事实，探讨了金钱与社会道德、婚姻家庭的问题，展示了由于经济的发展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变化。
此外，写英雄模范的戏也不少，但多数在写好人好事，类同于报告文学。比较有特色的是《厂长马恩华》和《城市女儿》。当改革家马恩华因把分给自己的、准备给儿子结婚的房子让给了快要临产的困难女工而遭到全家人责难、处于万分尴尬之时，当《城市女儿》中那些“城市的美容师”(清洁工)担心自己的职业会连累女儿找不到对象而在大庭广众中东躲西藏之时，观众的心确实受到了震动。就全剧而言，《厂长马恩华》和《城市女儿》也存在着不足之外，但舞台上的朴实表演不仅使观众看到了生活的真实，而且透过人物的内心情感看到了一种崇高。
这些剧作都是作家对时代发展和现实生活进行观察与思考的艺术结晶。
历史题材创作的突破
在历史题材的戏剧创作方面，成绩比较突出的是《商鞅》(姚远作)、《沧海争流》(周长斌作)、《蛐蛐四爷》(许瑞生作)和《古玩》(郑天玮作)等。
《商鞅》是一部具有艺术震撼力的作品。作者把历史真实与今天的时代精神相契合，“既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历史的本质真实，又拨动了我们时代的神经。”〔4〕整个演出凝重、悲壮、豪迈、大气，作者以古朴、浑厚的笔触塑造了商鞅刚直、自信、激越而内心又极其丰满的艺术形象。作品选取商鞅一生中闪光的事件，既写出了他的人生理想，也展示了他的政治抱负。他变法强秦，却落得被车裂的下场。这虽然是一出悲剧，却让人们感受到了一种崇高和庄严。《沧海争流》是一出深层次的心理剧，既表现了社会历史的真实，更揭示了人的灵魂深处的真实；既表现了人的本质力量与社会关系的冲突，更揭示了人自身两重性格的内在矛盾。作品写的是郑成功与施琅的故事。作者以现实主义“人学”的原则，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写郑成功和施琅从鱼水之情的臣主到交恶成仇的过程，然而，当施琅带着复仇意识攻上台湾之后，却没有屠杀郑成功的家人，而是亲自到郑成功的神庙拜祭。作品不仅写出了“人”的复杂，而且展现了两人关系中所蕴含着的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容。该剧与《商鞅》一样，受到评论界和观众的好评。
《蛐蛐四爷》和《古玩》具有浓郁、鲜明的地域特色。《蛐》剧写天津余家四少爷“斗蛐蛐”的人生经历和与其家族的矛盾斗争，揭示了封建社会的丑恶和人性的复杂。故事曲折动人，语言幽默诙谐，加之浓烈的天津民俗民风，构成了一部雅俗共赏、引人入胜的精彩戏剧。《古》剧则写出了人们在玩“古”过程中的复杂心态，具有浓郁的北京地域特色，使人感到赏心悦目。
军旅戏剧的突围
军旅戏剧的突围主要表现在创作观念的变化上，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以平常心态去写“兵”的生活。如《虎踞钟山》(邵均林、嵇道青作)、《炮震》(庞泽云、王承友作)、《兵妹子》(吕绍堂、王元平作)、《老兵》(殷习华作)、《男人兵阵》(燕燕作)等就体现了这一特点。
《虎踞钟山》以全国解放后刘伯承不当总参谋长而到南京办军事院校为线索展开情节，塑造了刘伯承等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与过去在舞台上出现的领袖人物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把刘伯承放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或者敌我双方激烈斗争中来展现他高瞻远瞩、叱咤风云的领袖风采，而是他在办学中的许多平凡小事，用朴实的语言，表现出他率真的个性、对事业的信念、广博的学识和人格力量。如他在办学中大胆地起用一批有知识、有文化的国民党战俘做教员，及时提出军队面对新的时代，要永远打胜仗必须走正规化、现代化的道路等问题，还有他对居功自傲的崔保山违反校规的处理，对“老黄牛式”的战友甘有复员问题的态度，都体现了他的独特性格和高尚的人格。
《炮震》写某炮团新装备了现代化的火炮，一些过去曾屡次获奖的《神炮手”由于文化水平低不能掌握新的技术，部队只得忍痛让他们离开部队，而让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文化水平高的战士担起重任。此剧突破了以往写兵多写牺牲、写奉献的局限，敏锐地提出了军队中的新问题，即军队要实现现代化与士兵和指战员的低素质之间的矛盾，具有一定的胆识和勇气。
《男人兵阵》重点写了军人的“军队情结”，战龙与张扬原是一对夫妻，因为都痴迷于军事生活，以至影响到家庭、婚姻生活而发生矛盾，暂时离异。在考察选拔军事训练参赛连队时，张扬作为上级派驻的女参谋又恰好来到战龙担任连长的连队，由此引发了战龙与张扬之间一系列的戏剧冲突和这对有情人之间复杂的感情波澜。从而让人们看到了军人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追求。
《老兵》写了一群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了几十年的老兵们。《兵妹子》是以陕北革命老区发生的一个真实的事件为基础写成。16岁的彩彩的家，在二哥当兵之后不久便发生了父亲去世、母亲瘫痪在床等变故。为不影响二哥在部队的训练，彩彩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给二哥写了68封平安信，编织了一个美丽的谎言，而她自己却承担着沉重的家务。这是在新的形势下产生的拥军故事，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美丽动人。
探索戏剧的收获
艺术贵在创新，然而没有探索就没有创新。这种探索与创新，首先应是艺术形式的创新。80年代兴起的“探索戏剧”，就是以新颖的艺术形式突破了社会问题剧的模式化而受到了观众的青睐。可是，这股“探索热”很快就降温了。其原因主要是没有处理好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应是毛与皮的关系，二者不可分割。假如形式脱离了内容，形式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探索戏剧的落潮就是因为过分夸大形式的作用、忽略内容的重要，以至走到玩形式、玩技巧的地步。
1996、1997年上演的探索性剧目有：《棋人》、《苦山行》、《厄勒克特拉》、《领带与高跟鞋》、《倾述》、《四季爱情》、《绿房子》、《断腕》等。其中在内容与形式上结合得比较好的有《领带与高跟鞋》、《厄勒克特拉》、《断腕》。《厄勒克特拉》是根据古希腊同名悲剧改编的。导演改编此剧的目的是追求欧洲的剧本与亚洲的表现手法的结合。他从世界是一个大病院的视点重新解释这一作品，所有的人都坐着轮椅生活在病院里。全剧以倒叙的手法开始，注重人物内心情感的揭示和性格塑造，而不注重情节的叙述与描写。歌队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他们直接与角色交流、对话，表达角色的内心情感。剧中用鼓声渲染气氛、调整节奏，充分体现了日本“铃木派”戏剧的美学追求。《苦山行》是以形体、动作、舞蹈等语汇和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表达主题，把香港青年为捐助“希望工程”进行徒步宣传、以苦为乐的感人情景展示给观众。《绿房子》中的人物塑造和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也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给人启发较大的是《领带与高跟鞋》和《断腕》。《领》剧描写台湾某广告公司一群上班族工作中的苦恼和生活中的无奈，其中也穿插一些爱情故事。但舞台艺术形式很新颖，表现手法很丰富。它把歌、舞穿插于对话之中，既水乳交融又相得益彰。然而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话剧，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歌舞剧。这种“随意赋形”、灵活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对刻画人物、表达内容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观众可以在轻松、欢快的气氛中获得艺术审美享受。《断腕》的特点就是通过写意性手法所创造出来的诗情画意。该剧讲述的是回鹘女子述律平与契丹英雄阿保机传奇的爱情故事。舞台上没有呈现蓝天白云、草原羊群的自然面貌，而只有墨色的天空、淡白的云和一些灰色的蓑草。导演借鉴传统戏曲的创作手法，在近乎戏曲的光光的舞台上，运用简朴的舞美、灯光和音响手段，创造出真实的情境。为此，他们在创作中放弃了对生活细节的描摹堆砌，用简洁凝练的语言和大幅度的形体动作、造型，辅以马头琴的悠扬旋律和草原歌谣的浓郁情调，展示马背民族“逐水草畜牧”的原始情态和爱情与权力、权力与人性的矛盾冲突，使整个演出既体现出“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清代画家笪重光《画筌》)的诗意美，同时也表达出深刻的哲理内涵，既让观众获得了审美愉悦，也给观众留下了思考的空间。这是近年来探索话剧所取得的又一硕果。《领》剧和《断腕》的成功，对于话剧艺术突破传统意识的束缚、探索新的表现形式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围绕着《棋人》的演出所发生的一场争论。一方认为该剧是“中国戏剧中最为出色的作品之一”，而另一方则感到“无法接受”。从事戏剧探索实践的绝大多数人认为， “该剧整体构想出色、手法新奇，它为话剧创作实践辟出了另一方天空，并改变着观众看戏的审美模式。”而持传统戏剧观的专家们却说，“眼花缭乱的导演语汇，过多的理念，使观众感到费解难懂，在戏剧观众本来就在流失的情况下，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导演林兆华说，“《棋人》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仅属于中档水准”。多数人认为《棋人》的演出给探索戏剧增添了一粒不轻的砝码。〔5〕
民间剧团的创作与演出
近年来，民间剧团很活跃，演出的剧目也不少。有：金鹰国际广告公司与北京市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联合组团演出的《冰糖葫芦》，北京克莱特文企联谊发展中心、北京市演出公司和北京金舞台文化发展公司联合组团演出的《别为你的相貌发愁》，“火狐狸剧社”演出的《楼顶》，阿西担任独立制作人组团演出的《谁都不赖》、《找不着北》，林兆华“戏剧工作室”演出的《三个女人》，《人民日报》诺贝广告公司和北京市演出公司联合演出的《女人漂亮》，南京市话剧团和中国文化艺术总公司联合演出的《和单身女人共度除夕》，长安娱乐城长安小剧场制作演出的《倾述》，“彼岸工作室”制作演出的《四季爱情》等等。它们的出现，活跃了演出市场，为话剧创作增添了活力。尤其是《冰糖葫芦》的演出产生了很大影响，对话剧界产生了一定的震动。此外演出影响较大的是《楼顶》、《别为你的相貌发愁》和《找不着北》。然而，人们也从这种“轰动效应”中看到了一种苍白，那就是剧本创作方面的不足。有评论说，“《谁都不赖》提出的问题远远落后于时代心理，《冰糖葫芦》的故事缺乏生活依据，《别为你的相貌发愁》也只是成功地移植一个噱头。话剧直面现实的本质正在降解。”〔6〕
校园戏剧的开展
校园戏剧的活跃，主要是戏剧专业学生的参与。主要演出剧目有：中央戏剧学院演出的《青春的觉醒》、《三姊妹》和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九四班演出的《玫瑰歌声》、《日子》、《圣水》(爱尔兰)、《密特朗巴什事件》(前苏联)、《天长地久》(法国)、《到我死的那一天》和《一级谋杀》(美国)等等。比较突出的是《玫瑰歌声》。该剧表现了两种人的生活，歌手袁小丽与歌厅老板范勇相爱着，可是金钱、名誉、地位和家庭阻挠了他们；盲女冬儿以卖为生，被摄影师曲飞深爱着，冬儿也爱曲飞，但她不愿拖累曲飞，不愿别人怜悯自己。她强忍着痛苦离开了曲飞，与弟弟傻哥顽强地生活下去。该剧的格调轻松、表演朴实无华、人物形象活泼可爱，显示出校园戏剧的质朴。《青春的觉醒》也充满着青春的萌动和对人生、理想的探求，给人一种清纯之感。
几点思考
与前几年相比，1996、1997年在话剧创造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确实令人惊喜。但在创作上也存在不足，有些问题很值得思考：
一、话剧仍未满足观众的要求。
有观众说：“快要进入20世纪了，戏剧家们还不善于寻找我们心中的敏感点。”“希望戏剧能启发我们的好奇心”。有人说，“花钱看了戏，我得问个值不值，戏不能使我感悟人生，不能使我得到艺术的享受，我就觉得不值。”〔7〕评论家认为，话剧创作缺乏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戏，“反映出话剧创作队伍不敢直面现实的现状，提不出现实中人们关心的问题，出来的戏远离生活，虚浮、花哨，再加上那些应景的东西，观众怎能不流失?”〔8〕
二、创作上的误区。
一是思想认识上的误区。1996年话剧舞台的热闹红火，尤其是民间剧团策划演出的几台戏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如《冰糖葫芦》、《别为你的相貌发愁》等，有人就以为有了钱就能搞戏，靠“炒作”就能使戏剧演出产生轰动效应，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因此有人认为，“我们可寄希望于这一新的事物(指独立制作人)为话剧市场带来活力，但决不能以为面向市场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9〕一些人的急功近利，对话剧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
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从剧本创作到导演、表演和舞台美术，哪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尤其是剧本创作，更是重中之重，不是靠“炒作”就能吸引观众。1996、 1997年有几台由民间剧团演出的话剧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问题大约就在于此，如《三个女人》、《和单身女人共度除夕》、《女人漂亮》等戏。尽管制作人为使自己的戏能获得观众而采取了种种手段，如聘请名演员加盟演出，通过各种媒体进行“炒作”。但是，剧本创作没有新意，说来说去还是观众已经感到乏味的老故事，演员的本事再高，又怎么能吸引观众呢?比如，剧作家费明曾因创作《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和《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两出戏而名声大噪。但1997年的《和单身女人共度除夕》却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为什么？原因就是《和》剧的创作完全重复着前两个戏的思路，内容上除讲述几个“单身女人”的恋爱故事，让你感到庸俗外，没有创造出新的东西。尽管他们选在春节“除夕”前后演出，但并没有招徕更多的观众。吴霜创作的《女人漂亮》也赶不上1996年的《别为你的相貌发愁》的水平。作者说：“这是一个幽默轻松又令人可歌可泣的故事。”可观众所看到的却是一个“空洞得毫无实用价值”的故事。在《找不着北》一剧中，演出者说：“该剧的剧中人周顺德、周顺怀、凌刚、周牧相互的尖锐矛盾，情感纠葛，使得情节曲折跌宕……揭示了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在金钱和情感的冲击下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冲突，以及对生活方式的不同态度。”而舞台上所表现的除了剧中人“对生活方式的不同态度”外，却看不到那“种种冲突”，代表两种不同人生态度的两个主人公在台上各演各的戏，根本没有交流(即“冲突”)。如果说该剧还有些影响的话，那完全靠着几位老演员在剧中的精彩表演。
为评奖而创作，是误区之二。这一点在一些国家剧院中比较突出。有些剧院领导者不是从艺术方面着眼，而是为了向上级领导表现自己的政绩或为评奖而创作。在他们看来，抓到一个好题目，就有可能获奖。这洋，一些表现英雄模范人物的纪实性戏剧便应运而生。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此。戏剧表现英雄模范人物，这无可厚非，重要的是如何表现。有些创作者在创作前对英模人物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只通过几次采访或调查便动手创作。加之时间紧，任务重，只得“急就章”。展现在舞台上的英模人物，思想境界很高，艺术感染力却不强。这样的戏，多数靠行政手段推销戏票。评奖一过，很少再演出。
排戏投入大，追求舞台豪华，是误区之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戏剧界刮起了一股舞台制作豪华风。以前几万元可以排一个戏，现在却要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的戏也不在少数。这除了物价上涨的因素外，恐怕与一些人的思想认识有关。在他们看来，只有舍得花钱，才能搞出艺术精品来。因此，有些人不是注重剧本创作，而是拼命加大舞台演出的投入。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攀比风，使得本来资金就不足的剧团更是雪上加霜，而有的戏演不了几场就草草收场，根本不能收回成本。〔10〕
误区之四，有些实验戏剧严重脱离大众，使得这种“实验与探索”失去了原本的意义与价值。小剧场戏剧《倾述》似乎就走入了这样的误区。剧中的男、女两个演员在挂满了电灯泡的“房间”里认真地“倾述”着他们各自的生活经历、恋爱故事和人生体验，是那么动情、那么真挚。但在观众听来，就像鲁迅在《祝福》中写到的人们听祥林嫂讲述她的儿子被狼吃掉这件事时的那样乏味。
关键在于怎么写
很显然，一些纪实性戏剧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写什么的问题，而是怎么写的问题。40年代，田汉创作的21场话剧《丽人行》，就取材于上海工人阶级的优秀人物茅丽英的英雄事迹，还有北平发生的“沈崇案”和上海发生的“摊贩案”等几件事，经过艺术加工创作而成的，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陈白尘的《升官图》等作品在当时受到欢迎，也是作者在作品中揭示了一些社会本质的东西。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红色风暴》、《白毛女》、《董存瑞》、《焦裕禄》等作品也产生过很大影响。杨利民创作的《地质师》，剧中的主人公就是以大庆油田开发研究院高级地质师王启民为模特创作的，也是一出写英雄模范的戏。但是，作者并不是为宣传英雄模范而写这个戏，他写这戏时，王启民还没有被树为典型呢!《地质师》写完一年之后，王启民才被大庆油田树为典型并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赞誉他是“第二代铁人”，在全国掀起学习王启民的热潮。更主要的是，作者虽然被王启民的模范事迹感动得落泪，但是他在创作过程中并不是照搬生活，罗列英雄模范的事迹，而是融人了自己对英雄模范人物的理解和对人生的经验，塑造出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作者说，他一想到王启民的事迹，“眼泪就要流下来，对比起这些人，我是何等的渺小。”因此，他在创作之前“总是想到骆驼，总是有一匹络驼在我的脑海里迎着风在沙漠里行走。”于是，他就想写“一种骆驼精神”〔11〕。实际上，剧中不只是写了王启民，而是写了以王启民为代表的一代石油战线上的知识分子。他要写的“骆驼精神”，也就是铁人精神、大庆精神。该剧的现实意义也是通过人物形象和这种精神体现出来的。
话剧《地质师》的成功，很值得人们深思。同样是写英雄模范人物，为什么有的戏不成功呢?这说明并不是写什么的问题，而是怎么写的问题。有的人把创作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把写戏等同于写报告文学，一两个月或两三个月就写出一部戏。而杨利民创作《地质师》却是十几年的生活积累，从开始创作到舞台演出，历时近两年的时间，前后修改了9稿。有人说，历史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你不付出艰辛的劳动，怎么能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来呢!《地质师》获奖后，作者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这不是我们写剧本的有什么远见，而是高尚的人，总会得到党和人民的爱戴。这件事也引起我的一些思考，作为一个作家，我们在生活中能不能更早地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人，别等到他死了，或是热起来再挤着去采访。假如不是十几年前我就与王启民交了朋友，现在现炒现卖，那他决不会跟我谈那么多他命运和情感的经历，甚至是一些隐私。因为他现在已经被记者包围，而且这是一个拒绝采访和不愿意谈他个人的人。”〔12〕这些话对于那些急于求成的创作者们来说，应该是一个警示。
〔1〕邵宏大、新好《一曲“心灵的颤音”——评话剧〈地质师〉》，《中国戏剧》1997年第2期。
〔2〕刘平《用青春与生命谱写的赞歌——看话剧〈地质师〉有感》，载1997年2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3〕赵文翰《北方女人黑土地——看话剧〈一人头上一方天〉》，《中国戏剧》1997年第2期。
〔4〕见《’96话剧精彩的句号——〈商鞅〉》，《中国戏剧》1997年第3期。
〔5〕杭天勇《话剧〈棋人〉引发争议》，载1996年3月27日《光明日报》。
〔6〕见《独立制作人为话剧带来了什么》，载1996年7月23日《北京青年报》。
〔7〕严正《青年话语谈话剧》，《中国戏剧》1996年第5期。
〔8〕见《给话剧当头棒喝》，载1996年3月22日《戏剧电影报》。
〔9〕见《独立制作人为话剧带来了什么》，载1996年7月23日《北京青年报》。
〔10〕参见云翔《当前戏剧市场化进程中的几大误区》，《中国戏剧》1997年第9期。
〔11〕杨利民《话剧〈地质师〉创作的前前后后》，《中国戏剧》1997年第8期。
〔12〕杨利民《话剧〈地质师〉创作的前前后后》，《中国戏剧》1997年第8期。
